古玉鉴定

　　  [编者按] 周南泉先生是我国著名古玉器研究、鉴赏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上世纪70年代，周先生曾主持对四万余件故宫旧藏玉器的研究、断代、甄别工作：后又对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四万余件馆藏玉器做了全面的断代、甄别工作，对我国的文物收藏工作做出了贡献。周南泉先生前段时间曾接受本刊专访，现又将其玉器鉴赏之经验归纳成文，以飨读者。

　　                                   古玉鉴定系列之一：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鉴别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玉器有近万年历史，其产生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思想道德和衣食住行均有密切的关系，在世界艺丛中，不仅独特，且古今以来被世人视为珍宝而爱不释手。

　　笔者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因工作关系，和古玉器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应《艺术市场》杂志之邀，笔者将赏玉心得连载于《艺术市场》杂志，与古玉器爱好者探讨。

　　在中国文化史上，古玉收藏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史载，周武王伐纣，周王在商都得玉数以万计。上个世纪8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不仅发现商代玉器数百件，而且还发现早于埋藏年代数百年或数千年的玉器，其中有的来自红山文化，有的来自商王朝周边地区，足见这位王妃及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喜好藏玉。商周之后，藏玉之风长盛不衰，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古玉收藏的兴衰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强盛、文化发达及人们安居乐业与否密切相关。当今，又逢盛世，文物收藏成为许多人的业余爱好，它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本期讨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玉器，与讨论其它历史时期的古玉器一样，笔者拟从红山玉器的材质、沁色、工艺、品种诸方面分述之。

　　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

　　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是鉴定红山文化玉器真伪的首要问题，以往的鉴赏者似不太注意。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有三类：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的深绿色玉，被称为“老岫玉”的宽甸玉以及岫岩玉。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采集的红山文化玉龙（图1），其玉料与通常认为后来才出现的新疆玛纳斯碧玉相似，若排除玛纳斯所产的话，推测其产地很可能在东北或内蒙古、或靠近这一文化区域的蒙古国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地，但似乎不产于红山文化区域内。这种玉料之确切产地尚在调查之中，至今仍无定论。也就是说，用这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其可信度是肯定的，因为其独特玉料的产地还未找到。

　　还有一种玉料硬度接近6度，以透闪石为主体，文物界和地质界俗称为“老岫玉”，产于今辽宁省的宽甸县，今又称宽甸玉（图2）。

　　第三种玉料的硬度较低，在5度左右，以蛇纹石为主体，产于今辽宁省岫岩县，今多称其为岫岩玉（图3）。

　　值得指出的是，后两种玉料因确定为红山文化所用玉料，产地亦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取材方便且价格不贵，故今伪仿者多用它制作假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的本来颜色，有白、青、碧、黑或青中带黄（图4）、白中带黄诸色，典型的黄玉极罕见，少数亦见有灰白色者。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因所用玉料的不同与埋藏地点不同而有所区别，即有多少或深浅之分。总的来说，上述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宽甸玉与岫岩玉这三种玉料，即使在土中埋藏五六千年，其沁色亦较少或浅，往往只在某件玉器外表的局部或原有绺纹及有磕缺损伤等处有所表现，更很少有被沁色整体掩盖者（图5）。据此，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凡经检测，是用上述三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若整件玉器均被钙化或呈鸡骨白色或有很重很浓的侵蚀色掩盖者，其真实性就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上述三种玉料，特别是采自河流水中的仔玉，往往在未做玉器前就有天然侵蚀和皮色，一般呈黄、灰或红褐色，其情况很似出土玉器上的侵蚀色。这些皮色，在红山文化做玉者看来，是玉料毛病，即所谓的瑕斑，在制作玉器前，几乎都要把它全部去除。笔者在鉴定一些伪作红山文化玉器时发现，造伪者为使新做玉器有如土中埋藏而形成的自然土沁感，常留下一些皮色（图6）。

　　因其沁色，无论受沁的天然感、受沁部位还是深浅程度等几与出土真品玉器同，故鉴定时必须要把两者严格区分。两者识别的根本之处是其上的包浆或熟旧感的有无。依笔者经验，凡“红山文化”玉器留有玉料中的原沁色者，几乎都可断定为伪品。此外，伪作红山文化玉器，亦见一类所谓的“老玉新工”器，即作伪者用出土的大件或残破玉器，改做成若干小件“红山文化”伪品，且大多在其上琢饰纹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这类玉器是用旧玉器改做，其上的局部沁色和包浆等与真品很似，再加上纹图略作伪装，故其真伪一般鉴赏者很难区别。当然，在鉴定这类作伪玉器时，如能注意纹图底部及切口处与表面的新旧包浆情况的变化及其形体和工艺细微处是否有真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往往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与其上留下的工艺琢磨痕，亦有很强烈的文化特征，若能留意其特定的细微特征，往往对鉴定其真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当时做玉器的基本工序，与其前后各文化期和朝代相似，即亦需经采玉料、看料取材、因材施艺及制作玉器时的开料、切割成形、琢磨纹图、穿孔和抛光等多道工艺。但具体到各道工序时，在红山文化玉器上则又表现出与其它时期明显的差异。

　　如因材施艺方面，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是小件玉器和用仔玉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玉料略施琢饰完成的。其中又以神异动物和写实动物器采用此法者居多。故即使是同一型玉器，其大小厚薄和五官形式也往往各有所别，甚至可以说，它们中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

　　又如穿孔，当时的玉器几乎都有一个或数个不等。其孔有一部分是两孔斜穿相通，（图7）有的是两面对穿相通，且在孔内多留有似来福线的穿钻痕。其孔均呈喇叭形（又称马蹄形），且打孔时对接不正。（见图1）

　　又如其上的纹图线条，均用单条阴线和粗细不等的较粗的凹槽表现（图8），与其它时期有别。若用放大镜观看，其中较粗凹槽的制作，是先用大小不等的宽边砣具沿阴线凹槽的横向磨琢后，再用粗细不等的条棒带动解玉沙顺着阴线凹槽来拉动摩擦。因此，其上的阴线凹槽仍能看到先后两种方法加工留下的痕迹。若阴线或凹槽内留有粗细相同，距离相等，且平行而直的机电砂轮打磨痕，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又如玉器的边沿，由于制作玉器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动物的皮摩擦抛光，即使至今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其表面仍有光泽莹润和呈钝刃感。

　　红山文化玉器的品种

　　科学的发掘中，见者有玉外方内圆形器、玉双联或三联或四联璧、玉钩形器、玉钩云形器、玉兽面丫形器、玉三孔器、玉马蹄形器、玉双龙首璜、玉鱼、玉蝉、玉龟、玉、玉熊（图9）、玉凤、玉兽形（又名玉猪龙）、玉龙等。在传世品中，还见玉母神、玉“太阳神”、玉神人等。更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以上述造型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复合形器，见者有“太阳神”与复合成神人冠器、龙凤复合（或共身）器（图10）、（图11）等。

　　                                           古玉鉴定系列之二：夏商玉器的鉴别　　 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祥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发祥于南方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玉器制造的高潮。

　　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及鼎盛期的夏及商朝，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制工具的使用，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玉器制造的又一高潮。夏商玉器，就玉材的选择而言，略有不同，而形制、纹饰、砣玉方法等则大同小异，本文将这两个朝代一并讨论。

　　夏商玉器的材质

　　夏商玉器的选料，除包括新石器诸文化已见的主要玉料如蛇纹石等外，经科学验测证实已大量用新疆一带产的昆仑玉（透闪石）及少量用河南南阳地区的“独山玉”。如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就有大量新疆昆仑山产玉料。关于古代先秦西周使用昆仑山产玉料的情况，不仅有大量的出土实物为证，而且史书记载的周穆王在昆仑山瑶池会见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也称其在该地看到玉山，可以佐证。

　　夏商玉器的品种

　　夏商告别了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这对玉器的制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包括两方面：一，由于广泛使用青铜器为砣玉工具，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得比前期复杂的玉器得以方便制造；二，由于夏商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发展极为迅速，也给处于同一时代的玉器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事实证明，除了因器形体积较大的青铜器，玉器无法效仿外，较小器形的青铜器及其纹饰，往往就有相应的玉器。可以说，由于青铜器和玉器的相互促进，加速了它们各自的发展。

　　夏商玉器的品种较多，这一时期又发展了诸多新品种，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实用性玉器已渐少，而转以祭祀、佩玩或仪仗用器为主，如礼仪用的玉斧、玉铲、玉刀、玉钺、玉戚、玉戈；礼器中的璧、琮、璜；作为头饰的笄、发箍及手饰的玉镯；生活用器皿的盘、簋等。特别是佩饰，品种极为丰富，如写实动物中的鱼虫类、禽鸟类、兽畜类，神异动物类的怪鸟、怪兽、龙以及神人鬼怪器等。

　　夏商玉器的纹饰及工艺特点

　　夏商玉器之纹饰丰富多彩。其中从夏代开始发现的双阴线砣纹极具特点（图1），其线刚直有力，转角处接头硬朗，有时甚至接不上或重叠，力度极强；夏商双钩“臣”字目纹，为首创（图2），其后若干朝代皆因袭之。特别是夏商广泛采用的神人面或神兽面纹，系源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神人神兽面纹发展而成，有饕餮纹、牛面纹、羊面纹等，几乎相近的上述纹饰也出现在同期的青铜器中，可见各种工艺品的相互影响。由于青铜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夏商玉器的打孔较前期有大的改进，除因袭前期的对穿孔外，还有从单方向打孔及在穿孔完成后又修整抛光的较为规范的圆孔（图3）。其双面打孔的喇叭形较之前期不甚明显，但仍呈喇叭形或漏斗形。夏商玉器在制作技艺方面，亦有重要的突破，如用不同玉料上的颜色创作出“俏色”（图4），在镂雕玉器基础上发明活环套练技法（图4、图5）及用金属砣子带动解玉沙琢磨玉器纹图等。

　　夏朝及殷商“妇好”墓 出土玉器

　　探讨夏商玉器时，必然要论及河南洛阳偃师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和殷商“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前者除发现玉器外，尚见其当时城址，证实夏朝的存在。在玉器中，有一件柄形器，极具科学、历史与艺术价值，该品种为第一次发现，故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图2）。

　　商王盘庚从洛阳迁都至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史称殷商。今将殷商遗址称为“殷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很著名，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该遗址得到了大规模的清理和发掘，并出土了一大批玉器。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几乎包括了商王朝中心地区的玉器品种。

　　“妇好”墓出土玉器中，有“六器”中的璧、琮、璜、瑗（大孔璧）和环；有可以作礼器用的立体器皿类的簋、盘和似作祭祀用及象征某种自然或物象的璇玑形环状器等；另有作仪仗器的戈、斧、矛、钺、大刀，作工具用的铲、凿、锯、镰等，作实用和佩用的调色盘、笄、梳、柄形器、坠等。

　　“妇好”墓出土最令人瞩目和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发现一大批人神器、象生器等精美艺术品。它们既有圆雕器、片雕器，亦有镂雕器。其中有人面或人头形、两面不同性别的直立人（图6、图7）、侧身蹲踞式人（图5）和抚膝跪坐式人（图8）等。它们为人物造型和服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象生器中，有龙（图9）、熊、牛、狗、羊、鹦鹉、燕（图11）、鸬鹚、鹅（图12）、蛙（图10）、龟（图4）、蝉（图13）、螳螂、壁虎（图14）等数十种。

　　通过“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我们似能窥见夏商王朝玉器的全貌。（责任编辑：刘心亮）

　　近年部分古玉拍卖估价与成交价小计

　　                                  古玉鉴定系列之三：继承殷商而又有新发展的西周玉器

　　一、 西周玉器的重要考古 发现及其用料和制作简况

　　周王朝建立初期，史学上称为西周。其时中国奴隶社会已进入第三王朝，都城在今陕西地区，名镐京，与此同时又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建为东都。

　　西周专门制作并供王室贵族享用的玉器，已进入自殷商起的第二个高峰的后期，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制作出一大批精美佳作。其中近年来各处墓葬发掘物令人瞩目，重要的玉器出土地有陕西省宝鸡市的强国墓地，浚县辛村墓地，平顶山应县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山西省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北京市房山黄土坡燕国墓地等。此外，自山东等地亦有零星发现。上述墓地、遗址和一部分早年出土，但出土时间和年代不详。从传世玉器情况看，西周玉器有如下一些基本情况：所用的玉料较前期略讲究质地美，所见大多用新疆产昆仑系玉和少量用辽宁产的岫玉。西周玉器的制作，除大量用最坚硬的昆仑山玉料所表现、所用工具较前期先进和琢玉技艺大大提高外，在其他方面则与殷商时期基本相似。

　　二、 西周玉器的品种 及其变化

　　西周玉器的最大变化，是表现在玉器品种上。新石器时期至商代盛行的实用或不实用的玉制工具，至此时已逐渐消失；仿实战武器而作的玉制仪仗器中，玉刀、玉戚等至少在中原地区已不能见到；玉戈、玉戚已步入衰亡期，具体表现是不仅数量不多，且器形也向小型化发展，大多从以往数十厘米长减缩至10厘米长左右，其用途也变为象征性的，主要作珍宝和财产品收藏；礼器中的玉琮，在西周王室所在地，特别是今陕西省周原一带，有大批发现，玉璧多已趋向小型化，玉璜、玉琥（即写实的玉虎型器）突然增多，玉圭首次在玉器群体中出现，玉璋则仍未见实物；此期的玉佩，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突破以往多为单个为佩的习惯，而向成组并有一定规格及组佩方向发展。其形式多由若干件玉璜和甚多不同质色的管珠等成组串缀而成，佩挂在胸前至腿足，给人一种光彩夺目和富丽堂皇的新鲜感。此外，以兽面为本摹作的嵌饰品和专供死者陪葬用的缀玉覆面（又名玉面罩）首次出现也给人深刻印象。

　　玉蛙

　　玉牛

　　玉龙形饰

　　玉虎

　　此时玉制人神器，除少量的整形直立式写实人器外，尚见众多形作蹲地式，通体有若干龙或作某部器官或作佩饰穿戴，呈侧身侧视或个别呈正视状的人龙复合形器（图1）。其制奇特，极富时代感。玉制写实性动物形器，虽数量极可观，但品种较殷商时期为少，即由殷商期的数十余种减至十余种，常见有牛、羊、猪、兔、鸟、虎、鹿、龟、蝉、蚕、鱼、螳螂等（图2至4）。非写实性的神鸟神兽，新石器时期开始出现的凤，经夏商一度中断后，复又出现，且突然多起来。此期的凤形作头顶有棒槌式高冠呈直立或向前倾弯，鹰勾嘴，圆目，尾从背侧上翘至头顶（图5）。龙之形亦有很大的发展变化，除一部分保留殷商间瓶形角和双足龙外，还新出现了两龙或多条龙相互交接盘结式和口吐长舌的无足龙（图6、7）。这些神鸟神兽的突然增多和更加变态神秘，说明当时的人们从早期崇奉自然和写实动物为主转向崇奉神灵为主。

　　三、 西周玉器的 创新与发展

　　西周时除保留众多的传统玉器品类外，亦出现一些新兴的玉器品种，主要的有成组佩玉器和专供死者埋葬用的玉面罩。

　　玉面罩，是由近似人面部五官形式的若干件玉器按人体面部大小形态缝缀在布料上，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专门而作，有的似用其它玉器改作或合并而成，每套中的各件数量不等，各呈扁平形，边角有穿孔供缝缀用，使用时凡有饰纹部分皆朝死者面部(图8)。

　　成组佩玉，因能发出美的玉声和控制人按一定规律移动的步伐，固又名叮当、节步和步摇，从今所知的出土遗物看，已发现10余套件，所有者皆王侯贵族。他的用途含义，除上述作节步外，尚有表示等级高上、崇德，示“君子”有“光明正大”人品及美化服饰行装用等。

　　西周时亦发现一些以往不多见的玉器，常见的有玉兽面、玉圭、玉束帛形器等。其中玉圭的新出现尤引人注意，形作扁平尖首无刃状，与文献记述中的圭形之说相合。还必须指出，青铜明稳重，“圭”字的出现亦在西周，因此，把这种玉器的最早历史定位在西周是不成问题的，也说明以往把西周以前首端有刃的玉、石斧定名为圭，并将其始创年代定在新石器时期是不妥的。

　　玉龙纹饰

　　玉燕形佩

　　四、 西周玉器的 纹饰及其特点

　　西周玉器大多有纹饰和图案。综观其饰纹，颇具特色并与前后各期略有所别的，共有二式：一是纹饰相对简化，具体表现是在一件玉器上往往以数道阴线表示所需的主要纹图，有“画龙点睛”的特殊美感和效果，所谓简洁典雅者即指此；二是纹饰繁密布局式，其特点是凡要表现人物或象生时，其眉发、羽毛和足爪等，无不形象具体，一丝不苟，形如举物很近之处视物体的感觉（图9）。

　　西周玉器上饰纹的另一特点，是表示上述简繁两式，接目一看有如殷商期相似，既有单阴线，亦有双钩两种，但细加审视，其刻纹的表现手法是有差别的。如单阴线，多用斜砣琢饰，线条两侧深浅不同且呈坡状，形同斜刀剖刻而成（图10）。若为双钩线，其双线粗细不等，细者如商代相似，似用直立刀刻成，两边无深浅之感，而粗者，形如上述单阴线表现法，亦用斜砣琢饰。

　　西周玉器上的人身或象生器的眼睛，形式与商代特别是殷商时相似，亦惯用“臣”字目，唯此器的“臣”字目与目纹的两侧眼角，有一段延长线纹（图11）。此外，西周玉器饰纹，多以龙纹凤纹或人神纹为主，讲究纹饰的神秘威严，抽象变形和线条流畅等艺术效果。

　　西周玉器，在俏色方面也较殷商有了新的突破，如这里选入的一件玉鱼鹰鲫鱼器（图12），不仅在一块玉料上饰作两种动物方面很新颖，而且是用一块玉料的两种不同颜色造就两物，且生动逼真，恰到好处，令人叫绝。

　　玉龙形佩 古玉鉴定系列之四 西周向战国过渡的春秋玉器

　　一、促使玉器变革的社会背景

　　周王朝进入战国始，中国社会已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早期的大小诸侯国仍较多，进入中期后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间，大小诸侯国也合并为七国，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与此同时，在战国早中期间，尚有个别小国在它们之间残存，其中位于今河北省平山县一带的中山王国，即为一例。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及封建社会的确立，文化艺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人类文明象征之一的物质文化，也得以大大的提高和丰富。其中在手工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琢玉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在琢玉史上进入第三高峰期的事实，便是最突出的实例。

　　玉双龙首谷纹璜　战国　故宫博物院藏

　　二、 精益求精的玉料选用和玉器制造

　　战国时，随着铁质工具广泛应用，并用来制作琢玉工具，对玉料的质地也随之提高了要求。以往用青铜器工具刻划不动的玉料，此时则可用铁质工具刻动。也就是说，按“玉不琢不成器”的原则，玉料的硬度普遍就要提高，那些硬度较低的玉料，如蛇纹石类材料因用铁可以雕刻，原则上被淘汰，剩下的就只有透闪石——阳起石一类，即昆仑山系玉料了。这种用料的变化，不仅见诸大量的文献，而且在考古发掘的玉器和传世玉器中90%以上均用新疆和田玉等玉料做成，即为证明。

　　玉器制作水平的提高，也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如战国玉器的钻孔因铁质钻具的硬度略低于解玉砂和昆仑玉料，故用其带动解玉砂去穿钻玉器孔眼时，即使被硬度较大的解玉砂和玉石磨去一些，但也不大明显，用肉眼观察时就觉得其孔径上下大小相等。这与此前用青铜钻具或更早用竹木等钻具钻成的孔眼普遍是大小不等呈喇叭形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战国玉器开片均平，孔眼可钻更小更长，立体器皿大量出现，镂空和活环套练器突然增多等，亦无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琢玉技术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关系（图3、4）。

　　三、 战国玉器的 品种和用途

　　战国玉器的品种，除个别类型，如此前常见的玉人头和玉束帛形嵌饰等已消失外，其它春秋时期已有的玉器基本得以继承和发展。唯其形式已大为改观，并出现一些前所未见的品种。如玉带钩，数量由少至多，形式千变万化，史称“满堂宾客，视钩各异于环带间”，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图5、6）。又如玉具剑饰物，此前已有的玉剑首，由长椭圆形演变为扁圆形，玉彘由椭圆演变成菱形。此外，又新出现饰于剑鞘近口处，内由一长方形穿，可与剑鞘结系和革带穿缀用的玉，以及饰于剑鞘末端，形呈束腰形，供保护剑鞘末端不被损坏的玉。至此，玉具剑饰物已基本完备和定型化，并对后来同类玉器的制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玉礼器，即玉璧（含环与瑷）、琮、圭、琥、璋、璜六器（图7），至此时已全部亮相，从而结束了以往器形不全的局面，其形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多且变化最大的是玉璧和玉璜，由以往或光素无纹或有简单饰纹的正统（规）形，发展为多种样式同时出现的新景况。其中孔内或边缘加饰对称龙凤等镂空雕纹图者，即所谓“出廓式”璧或璜尤引人注意（图8）。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山国王墓及陪葬坑中，曾发现若干书写器物名称的玉器，如其中玉琥作虎形（图9）；“肉（即玉质宽度）大于好（即孔径）者”名璧，“肉好相等者”名环，“好大于肉者”名瑷等的发现，证实“六器”中的琥就是虎形玉器，“六器”中的璧及与环、瑷孔径大小的差别，完全符合《尔雅· 释器》对上述玉器的定名。

　　战国玉成组佩的式样、作用和内在含义，与春秋同，唯等级有别对成组佩玉器的组件数多少有异和形式有别。人形器中作人头或人面形之器已消失，所见皆写实和作整体人形，且一脱以往写实人与神鬼怪异同时出现的情况。其中舞女佩和中山国出土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头结角髻、身着花格长袍的玉人及玉童子骑兽等，不仅是新型器，而且对当时人物的造型艺术和服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写实动物中，春秋时期一度不见的蝉、马等复又出现；其中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一件下托长方形玉板并为器座的圆雕加镂雕玉马尤为精巧（图10）。神异动物中，除有传统的龙和凤并作变形外，新发现一种似龙的螭，张牙舞爪，体呈“S”形，更富神秘感（图11）。战国玉器的最明显变化，是出现一种从殷商实用器中的演变而来的所谓“鸡心佩”，其形从圆筒形逐渐向扁平式发展，且两侧加饰扉牙等，并从实用器演变为崇武尚武之佩。此外，此时还大量制作立体的实用器皿，且品种大为增多，见者有玉奁、玉樽、玉羽觞（图12）、玉灯（图13）和玉印等，把玉器品种逐渐从礼仪玩赏物向实用工艺美术品发展。

　　四、 千方万华的 几何式纹图

　　玉器上有饰纹，始自新石器中期，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变化万千，但最大的变化始自战国，它从以往的神异或写实同时并举的饰纹，演化为纯作装饰形的几何形纹图，而且形式繁多，表现出千文万华的景况。

　　值得注意和指出的是，这些纹图，表面看起来似是纯装饰性的几何式布局，但细审形态，往往都是以往各种人和动物中某些器官或精选图案肢解而成。如此期出现的谷纹，呈圆凸尖顶形，显然就是此前动物或人物的眼目发展而成；呈涡状的卧蚕纹，可能就是动物的尾演变的；呈如意形的朵云纹或勾连云纹，很似以前人或动物的鼻子变更而来；呈竹节状的竹节纹，显然是此前鸟禽的羽翅演变而成；其它如网格纹、扭丝纹和蒲纹等，很可能是人物和鸟兽的衣格纹，眉毛纹或草带纹等演变而来，等等。

　　这些饰纹极其有规律的布局，常出现在各种玉器上的两面或周围，有的也作某种动物的鳞甲，或表示天际雷云。当时是否有吉祥含义，从古籍记载看，尚缺证据资料。

　　上述几何图纹的演变，也有一个过渡期，最初是将上述各种纹组成某动物的各种器官，并未有单纯的组列，而且繁密的紧连在一处。这在春秋中晚期的所谓“寄生虫”纹中可见。及至春秋末期到战国，它们的关系，虽仍组成某种神奇动物的各种器官，但已不紧密连接而表现出较为独立的单体。这在上述春秋出土的两件玉剑饰的纹图上，以及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大批玉器纹中可见（图2、4、6）。及至战国中期始，他们就各自独立为一式，并延续到秦汉及影响明清的仿古玉器（图1、7、8、11、13、14）。 （责任编辑：刘心亮）

　　玉带勾　战国　民间收藏

　　玉带勾三件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玉镂周双凤单螭出廓璧　战国　故宫博物院

　　玉马形摆件　山东战国鲁国古城遗址出土

　　玉螭纹出廓式双璜合壁　战国　故宫博物院

　　玉琥　战国中期中山国王墓出土

　　玉灯　战国　故宫博物院藏

　　战国玉勾连云纹羽觞　河南省洛阳市金村　战国中期墓出土

　　玉镂雕龙凤拼体形佩安微省战国中期墓出土